
《向阳·花》,女版《老炮儿》?

清明档开始前,“冯小刚这一次能否拍好女性题材”成为电影观众的讨论话题之一,如今档期结束,《向阳·花》6.6的豆瓣评分已然宣告答案。
作为一部讲述刑满释放女囚重新融入社会的影片,《向阳·花》的题材得天独厚,它聚焦的是过往电影市场鲜少关注的一类边缘人物,但影片宣扬的女性“向阳而生”理念,恐怕只停留在了口号层面。
诚然,《向阳·花》中的女性角色,一定程度上告别了此前外界诟病的冯小刚影视作品中的“大飒蜜”形象,她们也不再是男性权力结构的臣服者,而是不公命运的反抗者。但当冯小刚将“拯救孩子”“出身贼窝”“色情服务”“职场性骚扰”“家暴”等议题一锅乱炖,却忽视了最为关键的女性成长内核,影片中的女性苦难便滑坡为了虐女景观。
说到底,冯小刚与真正充满力量感的女性叙事之间仍隔着一道厚墙,因为《向阳·花》的女性故事是建立在男性叙事模板之上的,冯小刚以充满男性江湖气的“女性互助”稀释了“向阳而生”四字本应承载的厚度,也丢掉了曾经创作中引以为傲的对现实、对小人物的深度共情与人文关怀。
当女性苦难成为虐女景观
有人说,这次冯小刚在“女性叙事”上终于进步了。的确,比起将镜头对准小资阶级的《北辙南辕》,以及其中呈现的被男性权力结构驯化的“大飒蜜”形象, 关注底层边缘女性且以女性互助为叙事重点的《向阳·花》,乍看很符合市场需求与观众口味。
为了迎合市场,冯小刚甚至有些用力过猛,并从一个极端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即让男性成为女性苦难的唯一制造者。影片中主角高月香的不幸几乎都源于身边各式各样的男性,女二黑妹同样如此,这些男性以恶欲、色欲、贪欲等为名对底层女性轮番欺压,成为了她们无处容身的罪魁祸首。
可惜,这并未让《向阳·花》成为一个好故事。如果影片前半小时的监狱戏份还可以用“枯燥中带着些许温情”来形容,那从高月香和黑妹出狱开始,《向阳·花》的叙事便开始“高位截瘫”。
若只论结果不论过程,《向阳·花》确实符合“向阳而生”四字。高月香如愿为女儿安装了人工耳蜗,黑妹成功脱离犯罪团伙,她们也在海边拥有了属于自己的洗车店,从此有了稳定的谋生手段。但这出历经改造后成功融入社会的包饺子结局,仅是外在的“向阳”。
因为从始至终,影片中受尽苦难的灵魂人物高月香的成长,是几近停滞的,而人物是否在受难中深度感知并思考自己所遭遇的一切,在此基础上实现逻辑自洽的成长,正是判断影视作品是在讲述严肃化的女性苦难,还是简单粗暴炮制虐女景观的重要依据。
《向阳·花》中,高月香和黑妹不可谓不凄惨,为了攒钱给女儿治病高月香一度被骗去从事色情直播,出狱后她又接连经历被大老板冤枉盗窃、险些被小摊贩侵犯等一系列遭遇。黑妹同样如此,出狱当天便被一对保安强行勒索。
当女性议题被“拯救孩子”“出身贼窝”“色情服务”“职场性骚扰”“家暴”等等一众奇观包裹,但却缺乏内在的升华支撑时,是否消费苦难观众心中自有评判。
在这出“高月香受难记”中,人物成长弧光寥寥无几。观众可以看到的更多是高月香出狱后依然几度游走在犯罪边缘,看到她频繁的发疯与外耗。险些被小摊贩侵犯后,高月香怒斥黑妹不应阻拦自己出卖尊严;为了通过短视频牟利,早日将女儿接出福利院,她讽刺不愿配合自己的黑妹“贼都是没有心的”;即便是影片结尾处,高月香依然在对着一路对她们掏心掏肺的监狱管教邓虹疯狂输出情绪。
当然,争吵总是伴随着和好,矛盾与冲突也都可以被视作人物绝望之际的情感宣泄,但可惜,《向阳·花》仅有情感宣泄。边缘人物对自身处境的深度认知、苦难如何赋予女性顽强生命力、底层生活带给弱势群体的洗练,在《向阳·花》中都未被深挖。
当故事尾声高月香举起元宝砸向贼首以暴制暴,当四位女性举香拜关公并放话“我们不惹事,但是也不怕事”时,《向阳·花》的单薄与拧巴也达到了顶峰。以暴制暴的确可以诠释人物的血性与不服输、不认命的态度,但其间透露的混沌价值观是否适合出现在《向阳·花》这部影片中是值得商榷的,毕竟不是每一部影片都适合套进《周处除三害》的价值模板。
《老炮儿》与《小时代》的拧巴融合体
“最后以女角色拜关公结束,登味都溢出屏幕了。”
如果仅是结尾处的“拜关公”镜头稍显违和,那《向阳·花》确实称不上“登味十足”,毕竟行商之人拜关公相当常见。但在《向阳·花》中,这一镜头并非独立的,它与全片中若隐若现的江湖气一脉相承,这种江湖气也是《向阳·花》走向崩坏,从前半部分的现实主义叙事急转直下,最终变为彻头彻尾的江湖女子复仇片的重要原因。
影片中,有三大情节最能凸显这股若隐若现的江湖气:黑妹工资被克扣时,高月香以大姐大的姿态主动揽事,承诺自己将为黑妹要回工资;与郭爱美不打不相识后,高月香在酒瓶碰撞中许诺“以后出事找我”;影片结尾处高月香带着五万块钱,只身来到贼窝试图为黑妹赎身。
《北辙南辕》中,冯小刚塑造的大飒蜜形象饱受诟病,《向阳·花》中,高月香显然不是大飒蜜,但这并不意味着冯小刚彻底融入了主流的女性叙事语境,恰恰相反,如果说大飒蜜是男性权力结构的臣服者,那高月香便是被男性叙事中常见的大哥大夺舍的“性转版大姐大”。
冯小刚不再塑造大飒蜜形象,却将传统的带着典型男性叙事色彩的江湖、帮派元素嫁接到了女性题材电影中,影片结尾高月香只身闯贼窝,恰似《老炮儿》结尾中六爷单刀赴会。简而言之,在《向阳·花》中,“活得像个爷们”成为了冯小刚诠释女性刚强的关键字眼。
因此,高月香这位穷困潦倒的底层女性脏话连篇、烟酒均沾、浑身痞气,“老娘”二字几乎是她的口头禅,这些特征共同构成了人物身上的江湖气与草莽气。女性形象当然可以粗矿,但这种粗矿需要让观众看到“来路”,也需要逻辑自洽,可惜《向阳·花》均未做到。
本质上来说,高月香也不可能成为一个合格的大姐大,因为她是影片推进弱者叙事的关键工具人。承诺帮黑妹讨回工资前,高月香充分展示了自己长袖善舞的一面,于是观众也顺理成章期待她接下来能成功“替好姐妹出头”,然而等待观众的却是她被侵犯的戏码,是她只能持刀怒吼“老娘是从大牢里出来的,你不弄死我们,我就捅死你”的绝望与悲怆。
这种江湖气与“女性必须作为底层受难者存在”这一设定的冲突,在《向阳·花》中不止一处。更雪上加霜的是,冯小刚将影片中后期三次最关键的矛盾爆发都聚焦在了“女性扯头花”上,这也让《向阳·花》既缺乏男性帮派片的爽感,也难以从中窥探出独属于女性结义的道与义。
最终,《向阳·花》变成了《老炮儿》与《小时代》的拧巴融合体,女性互助的口号也流于了表面,她们同情彼此的遭遇,却并未抵达彼此的灵魂深处,因为单薄的人物并不存在灵魂深处。这一结局,也是影片中女性角色某种程度上被剥夺身份认同,失去近一半的主体性所决定的。
虽然换了种表达方式,但事实上冯小刚仍在自己的舒适区内。他将女性议题下各类“时尚单品”话题一股脑添加到了影片中,但讲故事的底层逻辑仍是男性叙事逻辑,外界很难从中看到具有普遍代表性的女性力量与女性生存智慧,回荡在银幕上的,只有“我们只想活得像个人”这句空洞的口号。
冯小刚的艺术追求并未延续到女性题材领域
如今,距离《天下无贼》上映的2004年已经过去很久了,但在《向阳·花》中,冯小刚依然很怀念它。
影片中多次“梦幻联动”《天下无贼》,甚至还安排了一段全片最大反派感慨互联网时代的到来与移动支付的诞生摧毁了偷盗行业的戏份,这一意义难明、与影片主旨几乎毫无干系的桥段,一如影片拧巴的气质,也一如冯小刚试图拥抱女性主义题材,却并未俯下身去关注女性群体喜怒哀乐,理解女性生存语境,对她们投以深切的关怀。
某种程度上,《向阳·花》带给外界的观感与刚刚获得奥斯卡的《阿诺拉》是有相似之处的,打着关注边缘群体的《阿诺拉》命题作文式构建了一出“救风尘”故事,在影片中舞女依然是被“赤裸”欣赏的客体,人物的心理层次与成长弧光皆在为此让路。
冯小刚确实应该怀念《天下无贼》《甲方乙方》等影片搅弄电影市场风云的年代。曾经,冯小刚的《手机》《天下无贼》等能引起广泛共鸣,与影片身上的冯氏幽默色彩与现实主义底色紧密相关,《向阳·花》中,高月香那句“你也没喝茅台的命”倒是颇具冯氏幽默色彩,但像《天下无贼》中对人性善恶的立体解构、对世道人心的深入思考、对底层人物的人文关怀,在《向阳·花》中都是缺席的。
在资深导演中,冯小刚的商业嗅觉一直非常敏锐,同时他的创作进程又与不少同时期的导演有所不同,一如许知远所言“大家都拍文艺片的时候他拍商业片,大家拍商业片了他拍文艺片”。
不可否认,从《我不是潘金莲》《芳华》等影片中都能看到冯小刚的野心不止商业片导演和喜剧片导演。但他的艺术追求,并未延续到女性题材领域,外界很难看到他对《向阳·花》的仔细打磨与精心雕琢,高月香这一角色“四面漏风”,《向阳·花》的叙事同样如此。
比如角色核心动机与宏观故事走向统一性的失衡。影片中,高月香被套上了“迫切想要肩负起抚养女儿的责任,给女儿一个健康的成长环境”的核心设定,但在具体的事件中她又一直是莽撞的、冲动的、偏激的、做事不顾后果的,甚至险些犯下杀人罪的存在。于是,“一切为了女儿”悬于半空,成为了一个自相矛盾的叙事推进器。
再比如片中爆发冲突的诱因,数次都是“人物强行降智”。高月香与黑妹就“是否要拍摄短视频”这一问题爆发激烈争吵时,早早便混迹社会的高月香,强行忽视了私自逃离贼窝的黑妹不能抛头露面这一客观事实,而黑妹则闭口不谈这一再明显不过的难言之隐,一对从大风大浪中走过的好姐妹婉如陌生人一般鸡同鸭讲,按部就班将故事推向高潮。
此外,一个多年来将无家可归的孤儿培养成小偷、将数位女性视作生育工具的犯罪组织,在影片中成为了因“缺少证据”很难被绳之以法的存在,这同样难以服众。在《向阳·花》中,类似的逻辑漏洞仍有很多,对一部现实题材影片来说,这些都极大削弱了作品的真实性与代入感。
作为较早扎入女性题材领域的导演,过去几年冯小刚接连推出了《北辙南辕》《向阳·花》等女性题材作品,但截止目前,女性题材于他而言不过是Business is business。