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在的爆款热歌，还没1999年赚钱？

一首爆款热歌，可以赚多少版税？

最近，Billboard估算了来自数据机构Luminate年度报告中美国2024年十大热门歌曲的数字渠道收益。

根据Billboard的统计，在Luminate年度报告中，按照数字付费下载和点播音频流的统计口径，2024年美国数字销售额最高的前10首歌曲共计创造了约5340万美元的收入。

其中，一个有意思的问题被提及：与唱片时代相比，流媒体时代的热门歌曲似乎赚钱能力没有更强。

那么，在时代更迭中，音乐产业的收益结构发生了什么变化？爆款背后的词曲作者，赚得更多了吗？

一首热歌，值多少钱？

先来看Billboard统计的去年美国流媒体播放量和下载量最高的10大歌曲的收益情况。

其中，美国乡村新星Shaboozey的《A Bar Song (Tipsy)》无疑是2024年美国最成功的单曲之一，突破了多个历史纪录，凭借在美国流媒体平台上的广泛传播，其通过点播音频流和数字单曲销售获得的收入已达到659万美元，并且连续19周稳居Billboard Hot 100榜单的第一位。

紧随其后的是Post Malone与Morgan Wallen的合作曲《I Had Some Help》，该曲以576万美元的收入位列第二。同时，今年的榜单新人Benson Boone的《Beautiful Things》也取得了不小的成绩，收入为565万美元。

值得注意的是，创造了563万美元收入的Kendrick Lamar的《Not Like Us》排名第五，而比这首歌赚的略少一点的Teddy Swims的《Lose Control》（557万美元）排在第四位。

官方解释称，尽管《Lose Control》的收入略逊一筹，但其在数字下载上的表现更为突出，而每次数字下载的收入高于流媒体播放。因此，尽管《Not Like Us》在流媒体播放方面占优势，最终收入的微小差距则反映了两首歌在不同平台上的表现差异。

剩下的十大最具数字消费量的歌曲包括Sabrina Carpenter的《Espresso》，收入为520万美元；Zach Bryan与Kacey Musgraves合作的2023年发行曲目《I Remember Everything》，收入为503万美元；Tommy Richman的《Million Dollar Baby》，收入为499万美元；Billie Eilish的《BIRDS OF A FEATHER》，收入为453万美元；Hozier的《Too Sweet》，收入为439万美元。

此外，这10首歌曲还通过视频流媒体、广播、广播电台等渠道的播放获得了额外3030万美元收入。在包含这些收入过后，Shaboozey的《A Bar Song》仍然是收入最高的热门歌曲，总收入达到1074万美元，Teddy Swims的《Lose Control》排名第二，收入为1022万美元。

Billboard还指出，一些歌曲在视频中表现特别好。比如Kendrick Lamar的《Not Like Us》，就因为去年与Drake的Beef在美国的点播视频流超过 2.16 亿次，可能因此产生100 万美元的版税。

对比国内，爆款热歌带来的收入也很可观。

根据Tech星球报道，2019年，凭借原创歌曲《绿色》和《你的酒馆对我打了烊》大热的陈雪凝，单是在腾讯音乐人平台上，个人作品播放量就高达62.9亿。其中，将近63亿的播放量，一亿次播放量就是20万，光流量分成就已经有1300万，再加上会员包、广告分成，还有预付，以及其他的音乐版权授权费用，陈雪凝及其公司在2019年的收入金额至少达到2000万。

近几年，尽管流量分化、用户越来越挑剔，热歌难爆已成事实，短视频跳转到音乐平台的转化率也有所下降，但头部歌曲的减少使得播放单价有所提高，结果就是热歌的收益上波动不大。

以今年的爆款歌曲《跳楼机》为例，据业内人士预估，目前全网较火的7、8个版本加起来，版税收入大概在3000万到4000万元左右。

如此看来，不考虑汇率因素，国内外热歌的变现能力都很强。但在背后，其实是庞大的推广系统、算法驱动的流量分发、平台规则的精算博弈，让头部歌曲攫取了整个版税池的最多收益。

数字收入，比不上卖唱片？

尽管流媒体让音乐产业从实体的衰微中起死回生，但如前所述，多位海外音乐经济学家和行业高层普遍认为，流媒体时代的热歌赚钱能力似乎没有变得更强。

他们认为，虽然流媒体平台为热门歌曲带来了长尾效应，让一首歌曲在多个年度内不断创造收入，但曾经的专辑销售模式显然为艺术家提供了更多的短期财务回报。

以IFPI开始统计录制音乐收入以来，实体唱片收入最高的1999年为例。当时，专辑是音乐的主要形式，根据Billboard的数据，那一年有88张专辑在美国销量突破了100万张。然而，约在12到18个月后，专辑的销售收入就会大幅下降。

据一位资深唱片业高管估计，那一年，美国市场上的一张的黄金唱片（50万张销量）能够创造超过600万美元的收入，按当时12美元的批发价计算，考量通货膨胀调整后，相当于现在的1130万美元。对比来看，2024年最大热门歌曲《A Bar Song (Tipsy)》，其通过流媒体、付费下载、视频、广播等渠道的收入共计仅1070万美元。

在短期的收入激增后，一首热门歌曲会随着时间的推移衰减 60%、70%、80%，最终歌曲会下降到一个更低的基础水平，但由于流媒体的长尾效应，歌曲还能继续创造收益。以《A Bar Song (Tipsy)》为例，这首歌在2025年还拥有不少听众：仅今年就有超过14亿次点播音频和视频流，以及额外19.2万美元的流媒体收入。

全球知名独立音乐公司Concord CEO Bob Valentine表示：“在流媒体时代，歌曲一旦发布，就能够迅速获得大量的消费和收入，因为流媒体平台的算法会让歌曲保持在歌单和循环播放中，从而增加歌曲的曝光度。”歌曲的粘性变得更强，用户会更加频繁地听到这首歌，使得它的流行性更持久，收入也更稳定。

虽然Concord以拥有20世纪60年代到80年代的经典曲目而闻名，但去年，该公司还是凭借 Tommy Richman 的《Million Dollar Baby》取得了Luminate十大热门歌曲，据Billboard估计，这首歌产生了约740万美元的收入。

如果说Concord的经典曲库就像债券一样，产生可以依赖数十年的稳定收入，那么热门歌曲更像风险投资，一旦在热门歌曲的初始投资，可以带来巨大的增值。

因此，虽然流媒体看似“比不上卖唱片”，但却赋予音乐作品以更长远的生命线。

从文化发展的角度来看，好音乐本就是一种可以被时间反复激活的文化资产。正是在数字时代，这种理念似乎离我们更近。

为什么词曲作者赚得更少了？

1999年，音乐产业正值黄金年代，内容与媒介强力绑定、民众消费意愿高涨，美国音乐市场总规模达到146亿美元。

虽然彼时MP3与数字下载技术初露端倪，Napster等文件分享平台悄然兴起，盗版对商业市场的冲击尚未完全显现。

音乐的价值被整体打包进物理产品中，并以相对统一的价格售出。当时，CD的利润空间也远超今日。以12美元的批发价为基准，零售价可轻松达到18至20美元，唱片公司、发行商、零售渠道、艺术家、创作者，都能从中分得一杯羹。

时间进入流媒体时代，一切都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在这场从唱片经济向流量经济的大迁移中，并不是每个参与热门歌曲创作或演出的人都比过去赚得更多，很多词曲作者甚至在1999年可能赚得更多。

其中最重要的原因是，流媒体颠覆了音乐产业的收入变现和分配逻辑。

CD时代，每首歌曲在专辑销售具备捆绑消费与均摊红利的效果，热歌带动整张专辑销量，冷门曲目也能因此“搭便车”，享受收益分成。因此，一张销量百万的专辑，即便其中某首歌只被极少数人单独聆听，其创作者也能获得相当可观的收益。

但随着流媒体平台的主导地位确立，收入从“专辑单位”转向了“单曲单位”， Spotify、Apple Music 等平台的版税结算，是根据单首歌曲实际的播放量占比、付费下载次数进行计费的。一首歌的播放量在版税池中的占比越高，词曲版权收入越多；反之，播放量低的歌曲几乎没有收入来源。2023年，Spotify甚至限制了年播放量1000次的分成门槛。

这意味着，每一首歌的命运都要独自面对市场的审判。这种精细化、量化驱动的“按需支付”机制，也导致了收益的集中化。

此外，流媒体播放的收益单价也在逐年降低，尤其在免费用户的广告模式下，单次播放对创作者的经济回报远不及过去一张专辑的销售提成。

今年年初，海外投资公司Duetti对Spotify、Apple Music、YouTube、Amazon Music等多家主流流媒体平台进行了调研分析，数据显示，在2024年全球每1000次流媒体播放的平均版税（仅针对录音版权）约为3.41美元。与2021年每1000次流媒体播放收入为4.04美元相比，这一全球支付率有所下降。

即使一首歌曲的播放量达到数百万次，按照词曲版税仅占总版税收入的20%来折算，留给词曲作者的收入更加有限。

更何况，如今参与一首热门歌曲的词曲作者人数明显增加。

海外音乐分析师Chris Dalla Riva表示，1970年代Billboard Hot 100榜首单曲平均仅有1.8位词曲作者，而到了2010年代，这一数字跃升至5.3位。而一旦涉及采样、插曲与联合创作，一首歌可能列出十几位甚至二十多位创作者。例如Beyoncé的《Alien Superstar》，词曲作者多达24位。

从收入分配的角度来看，每一位词曲作者所能获得的版税，取决于他们在创作过程中所占的比例，而这一比例的分配，往往被市场需求、制作公司以及平台的商业策略所决定。

国内的词曲作者，生存境况更惨

国内的词曲作者，面临的挑战似乎更加严峻。

从公司的视角来看，国内平台与音乐公司的合作方式与结算机制大多是单独谈判的，每个合作方根据不同的协议单独协商结算，因此导致了单价差异的情况。尤其是不同平台之间的结算规则不同，且结算标准与公司大小、平台影响力等多重因素息息相关。

三大唱片和国内头部公司有较为优越的结算条款，其次是音乐平台旗下的音乐公司，而中小公司则面临较差的结算条件。尤其是小公司，其歌曲收入往往被平台高额的渠道费和不利的结算条款所压榨，导致他们的版权收入相较于大公司较为微薄。

一位资深业内人士告诉音乐先声，在国内，行业内结算从来不仅按播放量算，而更多是看市场份额和一首歌的付费驱动能力（如会员订阅）。也就是说，一首播放量很高但缺乏用户付费行为的歌曲，未必能带来可观收入。

另一位业内人士表示，虽然行业内的成功案例常被放大，但鲜有人看到背后“死掉”的公司数量。

现在的环境下，随着AI技术的迅猛发展，已经开始消灭较为平庸的作品，一批未能及时拥抱科技进步的词曲作者面临着淘汰的风险，更不会有公司会拿平庸的作品去冒险赌一笔大额的推广费。

这种背景下，国内热歌市场日益饱和，竞争日益加剧，许多作品的风格和形式高度趋同。一旦某一风格或类型的歌曲获得市场认可，紧随其后便会有大量同质化的作品涌现，填满这个风格的内容池子来分食流量。

热歌公司也倾向于鼓励词曲创作者去模仿那些已经获得成功的歌曲，重复成功的公式。长此以往，词曲作者的创新，更多是在既有的框架和市场要求下进行微小的变化，难以突破既定的创作模式。

想要突破这一局限，尤其是要成为能够独占收益的独立音乐人，已然变得异常艰难。例如，一位新晋词曲作者的作品，尽管有可能突然爆红，那么很大可能这首歌已经被热歌公司以低廉的价格买断词曲版权，无法从后续的版税收益中获益。

对于更多签约的职业词曲作者来说，收入的主要来源通常是每月的底薪，通常在5000到6000元之间，往往每天都面临着对新作品的不断交付压力，而这些作品同样很少能突破热歌市场的条条框框。

当然，即便作品成功发布并获得了一定的数据，也并不意味着词曲作者能够从中收获相应的版税收入。许多公司在面对已经爆火的作品时，会采取“保住人才”的策略，压制创作者的版税收益，大多创作者在作品火了之后，往往在第二年才会按季度被分配版税。一旦在这期间词曲作者离开公司，那么就无法分到自己作品的版税。

值得注意的是，热歌与平台的收益明细往往完全掌握在公司手中，平台上的版税和收入分配通常不公开，创作者根本无法知晓具体的分配细节。这种信息的不对称，进一步加剧了创作者与公司之间的收入鸿沟，令大多词曲创作者在经济利益的分配中处于被动无力的处境。

即使是登上榜单Top 1的热门作品，词曲创作者最终能够获得的版税收入，也仅占极小的比例，通常只有5%至10%左右。更何况，大多时候，词曲作者本身也不知道这首歌到底在平台上赚了多少钱。

不过，也有一些音乐公司会从长远角度给出相对优厚的合作条件。据业内人士透露，某国内某音乐公司签约的十几位词曲作者中，在爆款歌曲的加持下，大概有2、3位词曲作者的年收入能达到100万元左右，能够从长期的版权收入中获得可观的回报。

但绝大多数词曲人而言，都处于孤立无援的状态，面临着相对于海外更不透明的收益结构，且真正能通过音乐获得可观收益的难度更高，成为了卡在时代转型里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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