校园遭绑架事件，一国师生悉数被绑

近日，某国发生一起校园绑架事件，涉及超过300名师生，事件发生在校园内，涉及人员众多，情况十分紧急，具体情况尚不清楚，但已引起当地政府和警方的高度重视，正在全力展开调查和救援工作，该事件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担忧，呼吁加强校园安全防范措施，确保师生的人身安全。

当地时间11月23日，据尼日利亚基督教协会消息，该国近期发生大规模学生绑架事件后，已有50名被绑架学生成功逃脱并与父母团聚。

11月21日，尼日利亚中北部尼日尔州帕皮里社区的圣玛丽天主教学校里，超过300名师生遭绑架。这是该国近些年来受害人数最多的绑架事件之一。

事件发生后，尼日尔州宣布在全州范围内大面积停课，关闭数十所学校，并建议邻近州同步提高校园安保等级。尼日利亚总统博拉·提努布为此推迟原定外访行程，表示营救被绑人员是当前最紧迫任务，并要求加快完善校园防护和情报预警体系。

这是尼日利亚一周时间内发生的第二起校园绑架事件。11月17日凌晨，西北部凯比州马加镇一所女子寄宿中学遭武装人员突袭，约25名女学生被绑架，一名副校长遇害。

当地时间11月23日，尼日利亚尼日尔州，圣玛丽学校的一间教室。图/视觉中国

悲剧反复上演

尼日利亚是非洲人口最多的国家，2025年人口约2.37亿。全国宗教结构大致呈南北分布格局：北部以穆斯林为主，南部以基督徒为主，两大群体在人口规模上大致相当，各主要教派与民族群体长期交织共存。在经济层面，尼日利亚被视为非洲重要的新兴市场，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其经济规模跻身全球前二十位。

自2014年博尔诺州奇博克女校绑架案震惊全球以来，尼日利亚在近十年间已发生数十起针对校园师生的大规模劫持事件。多家国际媒体及救援机构估算，累计被绑学生人数至少在1500至1800人之间，且多数发生在该国西北与中北部省区。路透社分析称，在尼日利亚西北地区，这些大规模绑架已演变成一种“最有利可图的行业”，主要由赎金利益驱动，而非意识形态。

最初，尼日利亚境内的校园绑架事件多带有鲜明的政治与宗教指向，典型代表便是“博科圣地”等极端组织宣称反对“西式教育”，通过劫持女学生制造社会恐慌、挑战政府权威，并借国际关注扩大影响力。然而近些年，作案组织主体明显发生变化，主导力量逐渐从具有意识形态诉求的武装组织转向松散的区域性“盗匪式”武装团伙。绑架行动的动机也随之演变，政治附属性减弱，而以赎金谈判为主的经济目标驱动日益突出。

在这种情况下，国际背景的校园、寄宿制女校以及教会附属教育机构成为高风险目标，原因是学生集中、警力覆盖薄弱、受害者家庭条件良好，且社会与媒体关注度高，使其在绑匪眼中具备“高回报、低成本”的特征。

更关键的是，根据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统计研究所的数据，截至2024年，尼日利亚成人（25岁及以上）平均受教育年限在6至7年之间，明显低于约8.7年的全球平均水平。其中，北部地区与女性群体受教育年限更低。

一般而言，教育机会与原生家庭收入水平密切相关。这意味着，能够让女性接受寄宿制中学或教会教育的家庭，往往具备更稳定的经济基础，属于当地中产阶层及以上群体。在这种社会结构下，女性学生反而被绑匪视为“更具价值的目标”。一方面，这些家庭更可能通过教会网络、地方社群或海外亲属筹措赎金；另一方面，大量尼日利亚侨民在欧美存在跨国财务联系，使绑匪相信其家属能够支付更高额或者是以美元计价的赎金。再叠加尼国执法资源有限、追捕成本高、破案率低，绑架行为实际风险远低于潜在收益，从而强化了绑架女性学生的“经济激励”。

“产业化绑架”

当前所谓“产业化绑架”现象的形成，与尼日利亚“中带地区”（Middle Belt）长期存在的结构性脆弱密切相关。

尼日利亚北部和中带地区宗教与族群分布高度交错，农牧冲突持续，长期承受发展不均、产业单一、基础设施薄弱等困境，农业与牧业难以形成稳定收入，大批青年缺乏就业与社会阶层流动机会。在合法就业选择极为有限的情况下，部分年轻人被武装团伙吸收，暴力绑架逐渐成为一种“可获取、可维持的谋生方式”。

与此同时，武器泛滥、地方治理能力不足、司法执行乏力，使犯罪成本极低。而家庭、教会和社区为解救人质筹集赎金，又让绑架具备确定、可预期的收益模型。这样的现实，将绑架从极端组织的政治工具，推向普通武装团伙眼中的稳定经济活动。更复杂的是，地方官僚体系资源不足、腐败问题存在、治安与情报体系覆盖断裂，使政府难以及时阻断犯罪链条，甚至侵蚀公众对国家安全能力的信任，进一步削弱社会韧性。

当贫困、失业、治理缺口与赎金市场相互叠加时，绑架便不再是偶发性暴力，而演化为可复制、可扩张的地区性“黑色产业”。如果无法切断赎金链条、改善基层治理与校园安保体系，相关犯罪仍可能不断循环。

因此，尼日利亚的绑架危机折射的是更深层的经济失衡、国家能力不足与社会安全体系断裂，不能仅靠武力清剿或警力强化解决，只有拓展教育与就业机会、恢复地方经济活力、提升司法与社区治理，并切断赎金链条，才可能真正改变现状。

“华盛顿急了”

近期，尼日利亚多地发生校园及宗教场所绑架事件，引发美国国内强烈关注。美国宗教组织、国会议员以及总统特朗普均发表公开声明，要求“采取更强硬立场”，部分声音甚至呼吁在“必要时考虑武力干预”。原本属于地区公共安全范畴的事件，却成为美国国内政治与外交讨论的焦点。

10月31日，美国总统特朗普在社交媒体发表声明称，“基督教在尼日利亚正面临生存威胁……激进的伊斯兰主义者要为这场大屠杀负责”，并依据《国际宗教自由法》将尼日利亚列入“特别关注国家”名单。他同时警告，如果尼日利亚政府“继续允许基督徒被杀害”，美国将“立即停止对尼日利亚的一切援助”，甚至可能采取武装干预。

对此，尼日利亚总统博拉·提努布于11月1日发表声明反驳，强调将尼日利亚描述为宗教不容忍国家“并不符合事实”，忽视了本国政府“持续、真诚保障所有公民宗教信仰自由的努力”。尼日利亚政府同时表示，愿与美国及其他国际伙伴合作打击极端暴力，但前提是尊重国家主权与内部治理权。

美国近年来频繁就尼日利亚校园绑架和宗教暴力表态，背后并非单一动因。其一，“宗教自由”长期是美国对外政策的重要价值叙事，国会多次将尼日利亚列为宗教自由关注对象，将“保护受迫害基督徒”视为人道与道义责任；其二，该议题在美国内部具有现实政治基础，福音派与保守基督徒选民是关键政治支持力量，这些表态既能彰显价值立场，也可能影响选举动员与政策议程。

与此同时，美国境内尼日利亚裔人口规模持续增长，使涉尼问题拥有越来越直接的国内受众。美国移民政策研究所2025年发布的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美国约有250万名撒哈拉以南非洲出生的移民，其中多数来自尼日利亚、埃塞俄比亚、加纳、肯尼亚或南非。此外，自2010年至2024年，尼日利亚出生移民在美人数增长显著，增幅超过一倍。作为受教育程度与社会参与度较高的移民群体，他们通过教会、社团和媒体渠道持续推动美国关注尼日利亚安全与宗教议题，从而形成舆论与政策层面的持续压力。

对于美国的强势干预，尼日利亚也表达了不满。尼日利亚外交与安全官员多次重申，暴力受害者既包括基督徒也包括穆斯林，其成因涉及治安缺失、贫困、农牧土地纠纷与武器流通等结构性矛盾，而非外界简化叙事中的“宗教清洗”。尼日利亚政府还警告，美国应避免基于错误信息采取仓促政策。多名地区观察人士认为，如果美国以“宗教迫害”名义推动制裁或军事介入，将被视为对尼日利亚国家主权的严重侵犯。正如总统提努布所强调的，尼日利亚的国家安全与社会治理“必须由尼日利亚人民及其合法政府自主处理”。

（作者系伦敦大学亚洲和非洲研究院研究员）

作者：薛子敬

编辑：徐方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