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讲破圈的北大教授谈，为何人们难以相信简单事实

北大教授在一次演讲中指出，现代社会中人们往往不愿意相信简单的事实，这一现象导致信息传播复杂化，人们难以获取真实的信息，教授呼吁人们回归事实本身，理性看待问题，避免被复杂的信息环境所迷惑，演讲引发了广泛讨论和关注，提醒人们关注事实真相的重要性。

“生活的根本任务在于，找到属于你的、适当且愉快的生活方式。”

“太多的选项与没有选项在本质上是一样的。”

“我希望大家不要用精明的利益算计来代替深入内心的反思，也不要用虚无缥缈的伟大前程来消磨投入当下的热情。”

“陷入焦虑和懊恼且无法自拔，是我能够想象的、唯一浪费生命的方式。”

上述内容均来自程乐松在今年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学典礼的一段演讲，演讲后不久，程乐松的“金句”就在网上疯传，而他本人也随之走红。

程乐松认为自己是一个平静的人，但意外走红，还是给他增加了许多不平静。如果时间能倒流，他更希望这次爆红没有发生。

程乐松的办公室，在北京大学东侧一栋仿明清风格的建筑群内。作为北京大学哲学系系主任的他，办公室外的名牌却是空白的，就仿佛是隐藏在楼中的“9¾站台”。

在旁人看来，程乐松的办公室更像个库房，简易书柜几乎占据了屋内的四壁，书柜的外部则被灰蓝色的罩布覆盖，只有他自己能准确分辨哪本书在确定的哪个位置。

在学校的时间，程乐松几乎不吃午饭，并不是为了保持清瘦身材而进行的某种修行。

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坦言，单纯是因为饭菜可口一些的食堂，距离太远，需要徒步许久，为了吃饭大费周章，远不如溜达回办公室看书更加划算。

“所以你看，很多事在外人来看，可以解读出非常玄妙的深意，但事实其实非常简单，人们越来越容易被情绪裹挟，甚至不愿意相信简单的事实。”程乐松说。

以下来自程乐松的口述

一气呵成的“封神”之作

我那段演讲是发布在我们系的微信公众号上，平时一般也就是发布一些学术交流活动或是学生工作的内容。

阅读量一般也就几百，几千就很高了，这篇很快就十万加了。

我爱人是医生，和学术工作毫无关系，当她对我说，科室里的同事都在转发我的演讲时，我就知道我破圈了。

我知道很多人都想听我讲述，我究竟是如何绞尽脑汁、殚精竭虑、遣词造句最终“创作”了那篇让我出圈的演讲稿的。

但很遗憾，就像我说我不吃午饭一样，这个事特别简单，甚至在当时对于我来说毫无波澜。

首先，我是哲系系主任，那么在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发言，就是我的本职工作。其次，开学典礼和毕业典礼是不一样的，虽然都是某种具有仪式感的仪式，但是因参与人员不同大有区别。

程乐松于开学典礼演讲。 图/受访者提供

一般来说，毕业典礼，台下不光有学生，还会有学生的亲朋好友；但开学典礼则不同，开学典礼则完全是刚入学的新生参加，并且是仅有我们专业的学生参加，他们对北大是陌生的，对哲学更是陌生的。

相比之下，我在开学典礼发言其实是更轻松的，因为毕竟我们未来还需要朝夕相处至少4年，我觉得我有必要说一些心里话，大白话。

像我这种长期做教师工作的，除了学术研究之外，对学生讲话这件事原本是不需要写稿的。但在开学典礼的前一天下午4点半左右，学校的同事找到我，说我必须提交一篇稿件。

随后我就按部就班接儿子，然后吃饭带娃，等娃睡了我也收拾完了，已经是晚上11点半了。我打开电脑，开始写，12点半写完了。

就这1个小时的时间，我根本谈不上什么处心积虑，更多的是一气呵成。我里面引用了一句卓别林的观点，我就是短视频上看的，对于一个职业学者来说，我甚至没有去验证真伪。

后来我看，网友拿着我那个演讲稿逐字逐句地分析理解，用的词都特别大，什么“封神”了。谁封的，什么神？

大家赋予了我好多完全不是我本意的概念：什么“重新为文科正名”了，什么“触及灵魂”“人间清醒”了。

我那个时候就想着写完交差睡觉，自己都快困得不太清醒了，还谈什么“人间清醒”？

你不懂哲学

我平时手机是很安静的，日常的交往是相对单纯的，但这次演讲之后手机炸了。

我其实很理解朋友们的心态，一方面是这个人火了，我认识他；一方面是这家伙居然火了，我得告诉他。

但我的确缺乏应对这样事情的经验和能力，即便是经历过这个事之后我也仍然不认为自己会了。

大部分朋友都是发来链接，然后鼓励几句“写得真棒，你火了”。但是在中文语境中，我究竟应该如何回复比较合适？

我如果回复：“是的，我也觉得我写得很棒。”这听上去不像是成年中国人能说出来的话。

但如果我回复：“哪里哪里，我觉得我写得还差得远。”这听上去又像是得了便宜还在卖乖的“装”。

倘若我不回复，也会被对方看作某种表态，又能解读出一百种我内心的可能性。

程乐松 图/受访者提供

但其实我很明白，这些事情都会因为时间而消失，所以并没有给我造成太多的困扰。但是，商榷者们的言论还是让我不太平静。

互联网的兴起给了所有人都可以表达自己的机会，这其实是个挺好的事。我也理解在某些时候舆论一边倒的时候，唱反调是一个快速获得关注的方式。

我那篇演讲火了以后有这么三种商榷式的表达。第一种是说我沽名钓誉，为了自己的利益而表演；第二种是说我给人们灌新型鸡汤，不解决任何实际问题；第三种则是说这个家伙根本不懂哲学。

其实，人们总是习惯于抛开场景和对象谈问题，我那个演讲的场景就是在北京大学哲学系开学典礼上，而我的对象就只是哲学系的新生。我在那个场景和对象面前的表达，自然也仅适用于那个场景和对象。

倘若是在马路边上进行的那般演讲，路过的行人看到我，第一反应一定会是“这人有大病”。

在外界看来，第三种商榷其实最不着调，最容易被排解，但实则在我身上，反倒是这第三种说法最令我意难平。

举个例子来解释这个事，就是在我们的生活中，很少能见到一个外行指着研究导弹的专家说他根本不懂导弹；更不会有患者指着马上要给自己开刀的大夫说你根本不懂临床医学。

但在哲学上，就百无禁忌，所有人都可以说不懂哲学，所有人都可以说自己懂一点哲学。就像科学业内有大量“民科”一样，哲学业可能有着更多的“民哲”。“民哲”的典型状态就是自己的某些思考和想法自洽后，希望将个体化的思想进行公共化，但这不是真正的哲学。

大部分人根本不知道哲学到底是什么，即便是我也很难大言不惭地说我懂了哲学。

所以面对这样的商榷，我几乎无法反驳，这种无力感带来了不平静。

我还记得曾经有学生因为自己认为出现了心理问题，而希望通过学习哲学来给自己治病。我当时就和他说：“学习哲学没法给你治病，但或许能告诉你是如何生病的。”

在被庇护的角落，平静生活

我会尽量保持我与学生的距离。在学术上，我是老师，你是学生，我尽量把我知道的内容分享给你，此外我们没有其他的关系。

所以学生失恋了不要来找我，我也不知道怎么办，我就谈了一次恋爱就结婚了，我没有办法给出建议。

我不会因为自己的事去麻烦学生去做，即便是拿快递也不会，那本就是我自己的事。

但是如果学生说没钱了，找我借钱，这个可以，因为从物质的角度上，我自然是比他们充裕，所以我愿意帮助他们度过暂时的困难。

学生在校期间，出去吃饭必须我出钱，学生毕业后，在副教授之前，和我吃饭，还必须是我出钱，等评上教授了，你愿意请客我就不拦着了。

这是我的规矩，而且我最开始就说清楚的，不会因为任何事情而发生改变。这样我们都没有负担，也自然减少了学生和老师发生矛盾的可能。

程乐松 图/受访者提供

我知道，我的某些同行面对“文科无用论”总是显得十分气愤，或是非常沮丧。但我时常觉得，我们就是在当下社会中被庇护的一个群体，我们无法创造被普遍大众所共同接受的成果，更没法通过创造某个实际可视化的物品来证明我们的价值。

这是因为，人类曾经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处于物质匮乏的状态，对于物质匮乏有一个现实理解和经历。所以“先解决某些现实物质问题，再去解决某些精神问题”成了全世界几代人的共识。

即便是到今天，曾经那些匮乏的物质已经得到了改善，但是人类又持续创造了一些新的“匮乏”，这让我们始终保持了某种“饥渴”的状态。在这样的状态中，“哲学无用”甚至是“文科无用”就自然出现了。

所以我常说，如果所有学科是一锅火锅的话，那文科可能就是底料，再好的底料也是卖不上高价的，而哲学就是众多底料中的那块姜。

放不放，食客其实也吃不出来，可以不放吗？当然可以。可以放吗？当然也可以。

但是一锅火锅只放姜可以吗？绝对不可以。

那么换过来思考，一锅火锅没有底料，没有牛油，没有水，只放毛肚可以吗？

要问哲学到底能给人带来什么，我不能代表所有人发言，我是觉得研究哲学让自己多了一些平静地面对的心态，但我确实无法证明平静到底是不是学习哲学带来的，这只是我个人的案例。

所以其实，在目前作为社会科学的学者，其实是应该把心态放平和的，我们其实被庇护得很好。就像我现在这个年龄，拥有这样一间办公室，我觉得很好。我有这样一份工作能养家糊口，我甚至可以通过不断教学来完善自己的学术研究，一边讲述一边思考，这样也很好。

这两年人工智能火得不得了，比我火多了，大家都对相关的知识非常饥渴，经常能看到什么“你要是不懂人工智能你就落伍了”。我看到这种事特别开心，我虽然不知道人工智能是什么，但是我看到了他们跟我描述的那个“未来”。

车不用人开了，饭不用人做了，娃放学也不用人接了，或许都不用上学了，一个脑机接口，知识自己往脑子里灌，不想要都不行，各种疾病都有救了，人可以活到150岁。

物质高度充裕的时候，或许就是我们这个学科的光明之时了。人类啥活也不用干了，啥也不缺了，就缺精神世界了，那哲学的大爆发就来了。

我能不能等到那一天我不知道，但是下一次演讲，我一定会克制，我得“处心积虑”一些。

记者：胡克非

编辑：胡韵